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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20多岁大胆打拼的青年才俊，33岁时成了日进斗金的千万富翁。达成别人一辈子可能都无法达到的财富高峰后，他迷失在了人生之巅，将自己放纵在物欲与享乐之中，找不到新的生活目标。爱妻无法忍受，决然与他离婚。一心寻死的他远赴汶川地震现场，想着“生的伟大死的光荣”，结果没死成……陷入深渊的他，能再次找到活着的意义、重新醒来吗？
年少功成，千万富翁迷失在花花世界里
2007年8月的一天下午，已经是一家化工公司老总的黄卫平正在睡觉，突然接到了远在英国深造的妻子珊珊（化名）的电话，“我们离婚吧！”
黄卫平僵在那里，半天后才说出一个字,“好。”他知道没有挽回的余地了。虽然心痛难忍，但也只能接受，因为回想起这几年的生活，连他自己都不愿面对……
黄卫平1970年出生于上海，小时候跟随父母下乡，大学毕业回上海一家化工厂工作，后来觉得工作单调乏味。1993年，23岁的黄卫平选择了停薪留职“下海”做化工生意。正赶上改革开放后十年好形势，黄卫平的生意顺风顺水，1998年又锦上添花，与高雅迷人的妻子珊珊结婚，婚姻甜蜜。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，到2003年已成为有千万资产的富翁。
事业有成，美妻相伴，黄卫平觉得自己好像突然失去了目标，变得懈怠，加之做生意整天在外喝酒应酬，有时彻夜不归。妻子希望黄卫平有时间多在家看书、听音乐，有高雅的爱好。但黄卫平不以为然，也对这些“雅好”没兴趣，觉得自己一个大男人就该在外面呼风唤雨，除了应酬就是聚会。本来相爱的夫妻间渐生罅隙，常为琐事发生矛盾。黄卫平回家时间越来越少，他觉得自己前十年拼命挣钱，现在金钱已不能激起他的热情，于是将公司权利下放，给自己留出了更多时间去体验这个花花世界，吃喝玩乐，无心再处理公司事务，情绪也变得越来越暴躁易怒。妻子多次阻拦无效，对他心灰意冷，2004年远赴英国留学。
深爱的妻子离开，让黄卫平更加茫然消沉。他来回英国数次想追回妻子，但妻子已对他失望透顶，希望分开冷静一段时间。黄卫平觉得妻子“抛弃”了他，更加自我放纵。黄卫平身边渐渐聚集了一群狐朋狗友，吃喝玩乐，醉生梦死，沉迷在花花世界里。每当狂欢结束，他总会陷入一切都虚无的状态，心态渐渐抑郁。公司业绩下滑，他干脆让出了一把手位置，给自己放了长假。
2007年8月，妻子决定提出离婚。黄卫平的心仿佛被彻底掏空，曾经相爱的画面在他眼前闪现，他明白是自己不争气，妻子失望至极才会离去，可那时的他失去了努力的动力。房子车子票子都有了，够了。妻子要他读书学习，他根本静不下心来；而吃喝玩乐，一群人的狂欢后是更深的孤独和寂寞。
在觉得无所适从的时候，黄卫平开始转而学习心理学，试图拯救内心纠结痛苦的自己。刚学了大半年，发生了2008年5·12汶川地大震，灾情震惊了整个中国。当时的黄卫平已经颓废抑郁到有了自杀的倾向，他想如果自己在灾区“就地牺牲”，至少还算死得其所，于是在人们纷纷撤离危险地带时，黄卫平却反其道而行，坐飞机到汶川受灾最重、余震不断的江油、绵阳等地当志愿者。
然而求死反而死不成，在那里当了一个月的志愿者，黄卫平不仅没“牺牲”，还因为他学过心理学被派到心理支援小组，给失去亲人的人做心理干预……一次次真正面对死亡，黄卫平已近枯萎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。
一个在地震中失去了父母的6岁小女孩整夜整夜的睡不着，做噩梦，嘴里喊着,“我要爸爸，我要妈妈。”黄卫平日夜陪护着她，给她讲故事，做心理建设，在那一刻，他觉得自己是“被需要”的。当他听说小女孩的母亲曾答应给她买条红裙子，但还没来得及实现永远地离开了她时，黄卫平跑了很远买到一条红裙子。当他把红裙子给小女孩时，她终于放声痛哭，追问黄卫平：“叔叔，爸爸妈妈去哪里了？他们是不是死了？他们还能回来吗？我一个人好害怕啊！”黄卫平潸然泪下，面对一个小女孩的追问，自恃已悟透生死的他却回答不了任何一个问题。
还有一个50多岁的妇女，在地震中不但被砸断双腿，还失去了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。黄卫平看她静静地躺在临时搭成的帐篷里，像死去的木乃伊，任凭谁对她说话，她都只重复一句话“让我死吧”。黄卫平内心一震，自己初到灾区不也是求死吗？但跟眼前这个一心求死的女人比起来，自己那些痛苦算得了什么？
此后，他作为心理辅导队大队长，帮助了很多人。他发现哪怕只是小小的善意，都会被迅速放大为他们深深的感谢，这种被需要感和满足感一点点渗入了黄卫平的灵魂，让他枯竭的内心开始感到久违的生机和动力，仿若重生。他想起著名实业家稻盛和夫说过，“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在离去的时候拥有更好的灵魂”。他也想如此。
这次汶川灾区志愿者之行彻底改变了黄卫平的人生，回到上海后，他开始着手创立“手牵手”临终关怀组织，在肿瘤医院陪伴将死的病人，和支持公益的队友通过陪伴缓解病人的痛苦。此后，他一直在上海徐汇区肿瘤医院做义工。有一次他亲眼看到这样一幕：在一个有6张床的病房里，当医生向一位高中男生宣布他患癌母亲的死讯时，医生话音未落，其余5张床同时把床帘哗地拉了起来，整齐划一像演练过似的。后来那个男生对他说，他觉得那一刻自己被孤立了，觉得身边的人好冷漠。
黄卫平突然觉得，其实生离死别对于人生不是最大的问题，因为不管怎样，最终都会到来，而人们对死亡的隔离和冷漠才是。他突然有种“使命感”，酝酿去做点什么，不想人们因为恐惧而屏蔽死亡。
做公益是没有报酬的，加上他无偿支持别的志愿者，三四年都靠吃老本过活，还把以前赚到的钱投入到“手牵手”公益组织中去了，黄卫平生活标准降了，以前吃一顿饭的钱，现在拿来可以过好几个月。以前是名牌傍身，现在都是平价衣物。但他觉得自己安静了下来，不再觉得空虚浮躁，跟以前那群狐朋狗友也不再联系了。在他的影响下，76家医院开设了临终关怀。
陪着很多人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后，他开始思考也许只有死过的人，才能明白活着的珍贵，向死而生。自己不就如此吗？他开始计划做一个可以体验死亡的场馆，让更多迷茫的人通过体验死亡，从而更加明白地活着。
茫然中探索，历尽千辛万苦孕育“死亡”
做这个场馆需要资金，而黄卫平这些年经济上只出不进，他还要为父母亲做好晚年安排，所以他不打算一个人来做这件事，而是寻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，这样既可以分担经济压力，也可以找到认同自己观念的朋友。
他偶尔从朋友处得知上海有个叫丁锐的80后，开了一家“道场”，汇集了各门派的心理学家、佛教信徒、精神病专家等“怪力乱神”，每日定时辩论论道，探讨人生，热衷于寻找生命的意义。2009年11月，在问清地址后，他兴冲冲地去了。
在丁锐的办公室，两人相对而坐。丁锐看着眼前这个戴黑框眼镜，肥诺诺的“中年大叔”，开口就问“你说说你这个事的意义在哪里？”有着精明投资头脑的丁锐，明白眼前这个人是来“要钱”的，所以毫不客气。
黄卫平滔滔不绝、冠冕堂皇长达半小时的关于公益的“生动”发言没把丁锐打动，反而让对面的人心生厌烦，“行了，说人话！”黄卫平一愣，旋即又乐了，直接说：“其实，我就是想找个人陪我一起做公益。”“做公益？意义在哪里？没兴趣！”丁锐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。
在这之前，丁锐曾和国内数一数二的基金会上海地区的负责人会过面，他曾问对方，“你为什么做公益？”对方恼羞成怒，几乎要当场翻脸，谈到“道德”似乎连普度众生的基金会也说不出来。丁锐说，“你们做公益的往往默认了公益的‘高尚性’，仿佛只要去做就已经很给力了，何苦再去深究为什么，我偏偏就想问‘为什么’？”
黄卫平认真地说，“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坚持了三年，还想再坚持下去。”丁锐坚决让他走人，黄卫平在丁锐处碰了钉子。他也没有恼，留下一张名片，说随时欢迎他的加入。
这样一晃又是两年。这两年里，黄卫平临终关怀志愿者队伍越来越大，体验馆的雏形却只能一直飘在黄卫平的脑海里。
2010年一个偶然机会，两人再次遇见。与第一次见面不同的是，话唠大叔黄卫平全程几乎没有说一句话，丁锐一问下才知道，就在昨天凌晨，他刚送走一个罹患淋巴癌的28岁女孩。女孩名校毕业，是一家500强外企的会计，颜值担当，工作能力强，如果不是患病，这会儿应该已经在筹备和银行精英男友的婚礼，病魔猝不及防的打乱了她的人生，中间的过程勿需赘言，总之到最后，女孩临终大概是凌晨某个时刻突然去的，身边没有亲人、没有朋友、也没有爱人，只有黄卫平和一台24小时开着的心电图机器。女孩最后时刻眼角的泪水深深地刺激着黄卫平。说完后，他红着眼问丁锐，“我只想说一句，在内心深处某种力量让我一再坚持，不想放弃。”这句话打动了丁锐。2011年，两个有些另类的人开始一起筹建这个听起来十分不靠谱的“死亡体验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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